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半个多世纪前，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东晋南朝钱币使用的广泛性和交换经济的发达。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长期以来鲜有论者作系统梳理，偶有论者也大都认为该时期货币经济严重衰落，钱币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甚至认为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实物经济的天下。考诸史实，这种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一、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敝，商业废弛。不过，在社会相对安定的间隙，局部地区和某些时段的商品经济仍有所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并未绝迹。前凉张轨时期就曾铸行钱币，史载：“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河西地区行钱时间较长，如后凉时以钱标明谷价，“谷价踊贵，斗直五百”（注：《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北凉沮渠蒙逊“散钱以赐百姓”等（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与中原地区的混战局面相比，河西地区相对安宁，加之地处于中西方交通要道，与西域和中亚的贸易未曾中断，商旅往来频繁，行钱相对容易。
后赵在石勒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统治者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税，发展生产，商业有所复苏。如襄国和平乐都有“市”（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丰国市则“五日一会”（注：《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石赵全盛时期，与东晋、西凉和周边民族均有贡献和聘使贸易往来。适应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石勒“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为了推行钱货，政府甚至采取了压低绢价、宫赋收钱甚至严刑竣法等强制措施，“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十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赵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当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民不乐，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虽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但其希望通过发行货币，促进商品流通，以收取商利的目的十分明显。石勒还曾一次赐与樊坦“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注：《晋书卷》卷105《石勒载记》下。），亦表明后赵的钱币有一定的贮藏量。石虎统治时，曾经“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注：《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以钱币代替谷帛赎罪，说明钱币使用有一定的广泛性。不过由于石赵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社会动荡，钱币终未通行全境。
前秦时期，关陇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一度比较兴盛，“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富商大贾“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在长安城中都能见到，史称“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363引车频《秦书》。）。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下，流通领域中理应使用钱币，但史料阙如。有人认为苻坚曾毁铜人铸钱，《水经注》卷4“河水注”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会贞按：下言苻坚毁二为钱，一推河中，是董卓毁九而存三也。”从前秦商业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前燕也有行钱的记载，慕容皝赏赐谏臣“钱五万”（注：《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慕容评“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注：《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对聚敛钱货十分执着。此外，南方的成汉在李寿时曾铸“汉兴钱”，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年号钱；李庠以讨羌有功，被赐钱多达百万（注：《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北魏太和（477－499年）以前，“钱货无所周流”，基本上为实物交易，但钱币使用也未绝迹。魏世祖（424－452年）讨伐凉州前，崔浩与奚斤争辩凉州有无水草，李顺替奚斤分辨，崔浩指责李顺“受人金钱，欲为之辞”（注：《魏书》卷35《崔浩传》；《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以钱为贿赂之物。世祖还以战功赏赐王慧龙“剑马钱帛”（注：《魏书》卷38《王慧龙传》；《北史》卷35《王慧龙传》。）。北魏显祖（466－471年）时，元澄之父云治理徐兖有方，“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当时绢的价格也有以钱标定的，如“天安、皇兴间（466－471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北魏建国后百余年未遑兴铸钱币，但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就有使用钱币的传统和习惯，民间使用的旧钱不可能完全废弃，人们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钱币自在情理之中。北魏前期的钱币来源，主要是用魏晋旧钱，此外也有从南朝抢掠而来的，如皇兴三年(469)年慕容白曜攻入东阳的时候，就获得“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不过总体看来，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实物交易盛行，钱币流通使用仅见于少数几个政权的局部地区和时段，史书所称的“遂不用钱”、“钱终不行”、“钱货无所周流”等现象，应是当时普遍情形。二、北朝后期（北魏太和以后）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一）官方铸币
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年）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二年（546年）两次铸五铢钱。北齐初年沿用永安五铢，“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553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铸行过三种钱，《隋书》卷24《食货志》载：“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由上可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北朝官方铸币共9次，与同时期的南朝差不多。
北朝官方铸币基本上承袭汉魏五铢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天下钱制。从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东西魏五铢到北齐常平五铢，都是五铢钱。东魏时，五铢钱的标准是“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天下钱“皆准此为数”。高澄还建议“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在市场大门上悬秤以称钱重，惜未实行。北周铸行大钱，比五铢钱略重，名曰当五当十，实际上是一种减重求利的作法，大钱仍与五铢“三品并用”。这一点也与南朝类似，南朝历代官方铸币也是“钱重五铢，一依汉法”（注：《南齐书》卷37《刘悛传》。）。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注：《日知录》卷11《钱法之变》。），“南北朝皆铸五铢钱”（注：《日知录》卷11《五铢钱》。）。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创制，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元通宝发行，流通700多年，是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币种，也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发行最成功的金属货币。南北朝时期虽系乱世，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币制沿革依然没有背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
（二）民间私铸
北魏新铸太和五铢的同时，就允许民间私铸，“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熙平二年（517年）冬，尚书崔亮奏广开恒农郡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河内郡王屋山，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等铜矿铸钱，私铸之风随之大盛，“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永安五铢铸行后，为抑制私铸，北魏政府将国库藏绢拿到市场销售以稳定币值，但收效甚微，所谓“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私铸轻滥尤多，王则“性贪婪，在（洛）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注：《北齐书》卷20《王则传》。）。为了遏制这种局面，高欢曾派人收天下之铜及私铸之钱，下令全部改铸，史称“武定（543－550年）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私铸之风更甚，币种名目繁多，芜杂不堪，“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570－576年）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时因“人多盗铸”，不得不禁行新铸的五行大布。总之，私铸滥恶，币种杂糅，是北朝铸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与南朝类似，如刘宋时“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可见南朝私铸之烈不逊北朝。
私铸的根本原因是暴利驱使，当时“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一斤铜可铸成薄钱二百文，获利两倍以上，钱愈薄则利愈厚，这对盗铸者无疑是很大的诱惑，于是私铸之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针对这种情况，北魏高恭之建议“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注：《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恭之传》。），希望通过铸造大钱，一斤铜只许铸钱七十六文，而铜价至少为五十文，加上工料费用，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私铸属于违法禁行为，北朝法律都严禁盗铸。北魏明帝时规定“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建义（528年）时，“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裴叔义在洛阳时，“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注：《北史》卷24《崔呈传附崔儦传》。）。北周政府也下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但是，由于北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法律禁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政府甚至允许私铸，规定只要铜色精练，重够五铢，就可行用。如北魏时“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注：《魏书》卷58《杨播传》。），西魏大统（535－551年）时，“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加剧了私铸的泛滥。毫无疑问，北朝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市面，严重干扰了钱币的正常流通和商业秩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私铸屡禁不止，官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私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增多，这表明北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之中。
（三）钱币流通区域
北魏铸行太和五铢，欲以为“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实际上只是“专贸于京邑”，并未流布四境。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新钱甚至不如古钱好用，影响了商业贸易正常发展。永平三年（510年），北魏政府下令“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实际上默认了禁行之钱流通的既成事实。熙平初（516年），任城王元澄描述了当时各地用钱形制不一，流通混乱的情形时说：“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徐州、东南之州和河南州镇“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京师洛阳西北域内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而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又恢复为太和以前的实物交易。北齐只铸过一次钱，数量不大，“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北周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四年（575年），“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以上为北朝钱币流通的大致情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流通的区域有限。各代钱币流通均未布于全境，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商业相对发达的统治中心区域，如北魏的京师洛阳、东魏北齐的冀州地区、西魏北周的关内地区等。二是流通的币制十分混乱。由于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各地经济缺乏紧密联系，政府无力统一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新旧杂糅，形制不一，官私并用，出现“接境乖商，连邦隔贸”（注：《魏书》卷110《食货志》。）的怪现象，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三是钱帛兼行普遍。这一方面说明钱币短缺，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布帛经济的强固存在，货币经济受到排挤与冲击，这是北朝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这种情况在南朝也存在，如“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注：《隋书》卷24《食货志》。）。三、北朝的钱币使用
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干戈不息，社会动荡，商品经济衰落，实物经济以其强固性而占主导地位，谷帛广泛用于交换媒介、价值尺度、租税、俸禄、赏赐、赎身、计赃、军费、悬赏、施舍、贿赂、聘礼和丧费等方面，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李剑农先生就曾指出，“北朝虽至太和以后开始行钱，仍未减其现物经济之色彩，绢帛犹据货币之重要地位”（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9页。）。然而，就流通规律本身而言，与金属货币相比，实物充当货币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小额交易必须“裂匹为段”，而“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的使用价值已大大降低，谷帛易劳毁于商贩之手，投机分子更以湿谷要利、薄绢为市等。北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逐步扩大，体现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