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为臣者，被一道道到如今已经织得比蛛网还密的规矩条律绑住，只能尽忠，而不能掀起大浪，自宋以后，连一个造反成功的也不曾出现过。
如今即使是重臣如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哪有半分从前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的挥洒自如？在朝廷上，他们只是唯唯诺诺，几乎从来不半句“逆耳忠言”。当然了，除了那个没眼色的倭仁。
哪象当年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只是在意自己曾经是个尼姑，配不配当太后；是个女人，该不该“干涉朝政”，为此整天争执来争执去；而有用的建议却没有提过几条？
就比如，当年的中秋节，他们就没有能象曾国藩这样，找出如此大放光彩的洋灯来为中秋灯节添彩；更没有人倡办同文馆和倡议设立洋学状元。难道当年就没有洋人么？只不过当年他们都被叫做“夷人”罢了。
东突厥和西突厥，难道不也比当年的唐朝汉人要骁勇善战得多？连一向被称为“文治武功”的唐太宗，也只不过被迫“和亲”了事。又有谁提出过要比夷人更擅长使用弓箭和马匹，比夷人更善战？就象她武则天如今在试图造出能和洋人决一雌雄的兵船那样？
想到兵船，武则天就耿耿于怀。从前在盛唐时只不过需要对付几个争宠的女人，和一批难缠的臣子，即使有东西突厥，也远隔在千里之外。哪象现在，身为太后也无时不被洋人的气焰所炙烤。
此外，大臣虽然乖顺，只是针对皇帝，就象那个老不死的倭仁，回回递个折子，抬头都是“皇帝和太后”，从来没有一次是“太后和皇帝”。要动一动皇帝，或者要换个皇帝，只怕比从前更难，这就是臣子不敢轻易造反的原因。
所以在对待皇帝时，她必须比从前更加小心在意。
对朝臣和百姓们来说，增设同文馆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事情有一就有二，有京城的同文馆，就会有各个地方的同文馆。
但是专设“洋学状元”，却又一次激起了轩然**。就算用用洋油灯、办几家同文馆无伤大雅，但专设“洋学状元”，是否有点太让洋学“蹭鼻子上脸”了呢？
何况，颁的谕旨说，设立“洋学状元”就从本年九月开始，凡大清朝子民，只要知晓洋人技艺，或有一技之长的，皆可报考。那就意味着，一个多月后的今天，就会有一批人获取今年的洋学功名，而这些人的运气，简直就是天下掉烧饼，并且这些烧饼里都包着够吃好多年的肉馅。
这未免让那些寒窗苦读了多年的举子们又妒又羡。
虽然寓居在京城的举子，大多高谈阔论、口若悬河、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但也有对自己不抱太大希望的，或者生性喜欢走捷径的，竟然立即决定改攻洋学赌一把。
因为他们计算过，距洋学考试才一个多月时间，各地即使有懂洋学的人，也来不及反应，即使立即报名，还要筹集盘缠和做各项准备，到时能及时赶到京城也不一定有几人。就现在京城当中，懂洋学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如果仿照历年的会试，洋学的功名要取到几十人，所以即使只一个来月的时间用来恶补，也完全可以撞撞运气。
专门请得到老师的，当然立即就去拜师，日日狂读；没钱也没门路的，就都拥到了同文馆里，以致于每间课室在讲客之时，门口和窗户都被黑压压地挤满，大白天讲课，也不得不点灯。
主持同文馆的曾国藩见到此景，竟然也不派员驱赶，反而在中午同文馆生员进餐时，自己掏钱给附学的赶考之人，也每人两个馒头、一撮咸菜。
这是因为，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日赶考的艰难，寓居在破旧的庙宇或小旅馆里，盘缠即使省着花，也难吃上一顿饱饭，整天饿得头昏眼花，还要去背那厚厚一摞几十本的书，字字句句、反反复复。
就是在长年忍受着酷热和剧寒，贫病与污垢的奔波中，他得了之后伴随了他一生的牛皮藓，作时奇痒无比，每每要抓得鲜血淋漓。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他成名之后，这却成为人们绘声绘色地传说他是蟒蛇投胎的证据，这也许是因为只有蟒蛇身上那曾厚甲，才能跟厚厚的牛皮藓相比较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