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洋人虽然承认了私塾、书院是学校，却没有解答曾国藩的疑问。曾纪泽见爹爹也和总教习一样，满脸困惑，想不到说了这么久，反倒把双方都说糊涂了，因此也代为问道：“那么您是说，本朝的大学问家和哲学家太多了么？”
丁韪良连连摇头道，要是同意这种说法，朝廷中那些“大学问家兼哲学家”们只怕明天就会让他卷铺盖回国，“也不太多。我是说，如果鞋匠和铁匠也一样多就好了。”
这话又让人难以理解了，大清朝如此广袤，每条街巷或者每个村庄，总有那么一两个铁匠鞋匠，各个地方的铁匠和鞋匠加起来，比起如今已得了功名的人，即使不更多，应该也不会少。难道总教习在京城的生活并不顺利，钉马掌和修鞋的时候常常碰到困难？
眼见自己又把满桌的人说得满脸疑惑，丁韪良自觉惭愧，忙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朝廷只需要这么多的大学问家，却不让每个小孩子都学些基本的谋生技能？比如说，我知道大清朝有铁匠，有鞋匠，但是没有教打铁或做鞋的学校，对吧？”
打铁和修鞋还要进学校？果然是有铁匠钉坏过总教习的马掌，要不然就是鞋匠修坏了总教习的洋鞋。洋鞋是全皮做的，又臭又硬，所以难修，大家也都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好象应该有人代表本朝表一表歉意，不过在餐桌边吃着美味佳肴，忽然去提那臭烘烘的鞋子，也有点煞风景，因此一时没有人开口。
“我来举个例子。”丁韪良看起来很通人情，跳过这一节道：“比方说，一个鞋匠师傅，只能教几个徒弟，而且只能教修鞋；但是如果几个鞋匠、加上几个铁匠加在一起办个学校，不就可以同时教很多徒弟吗？而且徒弟除了学会打铁，还能学会修鞋，不是更好吗？”
“那倒未必，”有个幕僚接话道，“手艺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绝活，象铁匠又脾气暴躁，几个铁匠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或许为争抢好徒弟就打起来…”忽然听得曾大人在地大声咳嗽，只好半途停了下来。
他本来还想说，徒弟们也很难既学会打铁，又学会制鞋，因为打铁需要的是臂力，而制鞋修鞋需要灵巧，这两种品质是相矛盾的，好鞋匠必然不会是好铁匠，而好铁匠必然不会是好鞋匠。退一万步说，就算无意间得了个奇才，把两种手艺都学会了，那又有什么用呢？有谁会为修鞋乍着胆子闯进叮叮当当、火花四溅的铁匠铺，又有谁在鞋店里见到有人打铁后，不会大呼奇怪转身就走？
“总教习的意思是，我朝应该多设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对吧？”郭嵩焘此前一直在倾听领会，这时说道。
“正是。”丁韪良答道。
“这次我已经请太后批准在各省也设立同文馆，想必总教习也有所耳闻？到时候洋教师的**，还要请总教习多多帮忙。”曾国藩道。
“那是自然，鄙人责无旁贷。”丁韪良说道，“在我国，凡有民众聚集的地方，就有学校。曾大人，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大清朝，不能每个村镇都有一所学校，而只有有钱人的孩子才能进私塾或单独请先生？”
哦？曾国藩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这时想起来，好象的确如洋人所说，这会是什么原因呢？他有些踌躇。
“想必是我大清朝地方百姓比较穷苦，所以办不起学校。”一位幕僚打破了这尴尬。
虽然本朝以前一向自认“富庶自足”，无须和洋人打交道做买卖，然而到如今赔了几次款，打了几场仗，叫穷也已经不算是丢面子的事情了。
“不然，不然。”丁韪良大大地摇头道，“我在宁波传教的时候，经常走访各个村镇，有的村子很富裕；而且即使不富裕的村子，也都有很漂亮的祠堂，听说那都是村民凑钱修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凑钱办学校呢？”
“祠堂那是用来纪念祖先的，怎么能没有呢？难道你们没有吗？”那位幕僚觉得难以理解，惊讶地反问道。
“不错，在大清朝，你们尊重祖先，处处听祖先的意见，自己听，也要求孩子们听，祖先遵守过的规矩，你们和孩子们也必须要遵守，所以祖先足迹到过的地方，经常也就是你们和孩子们能到的地方。”丁韪良继续道，“谢天谢地，我们的祖先只需要墓地，当然对于有特别贡献的人，我们会以别的方式纪念他，比如让一座图书馆或者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停下来喝了口茶后，丁韪良又补充道，“我们不修祠堂，更重视活着的人，我们认为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会永远正确，孩子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活得更长，就象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说得对吗？”
“就象总教习所说，我们也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讲‘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也是希望后辈胜过自己的，比如我自己，我对算学天文一窍不通，我就希望纪泽将来能替爹爹学通它们。”曾国藩缓缓地答道。
“曾大人所言极是”，丁韪良点头道，“但希望后辈进步，又怎能时时刻刻用祖先的古老规矩去束缚他们呢？我听说连朝廷办事，也是每次都去查历朝历代的例子。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每天都遵照古人的规矩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我们就连豆油灯也不用点，怎么会想到去制作更亮的洋油灯呢？”
饭间里被他说得一片寂静。这在大清朝，可不是什么好事，“教头”急忙回想自己的话有何不妥，准备解释调和一番。这时，纪泽起身离座给大家斟酒，席间才重新又活跃了起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