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敲钟人
然而，一四八二年，卡西莫多早已长大成人。他当圣母院敲钟人已有好几年了，是他的养父克洛德·弗罗洛保举的；克洛德当上了若扎的副主教，是他的恩主路易·德·博蒙先生保举的；而博蒙于一四七二年在纪尧姆·夏蒂埃去世后，当上了巴黎主教，是他的保护人奥利维埃·勒丹保举的。奥利维埃·勒丹是路易十一国王的剃须匠，那是上帝的恩赐。
因此，卡西莫多是圣母院的敲钟人。
岁月流逝，敲钟人和教堂之间渐渐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亲密关系。他出身不明，又天生残疾，这双重厄运注定他永远与世隔绝。他从小就被禁锢在这不可逾越的双重桎梏中，久而久之，可怜而不幸的卡西莫多也就养成习惯，终日生活在圣母院的墙垣内，安心受圣母院的庇佑和保护，对于院墙外的世界不闻不见。根据他成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圣母院对他来说，相继是卵、窝、家、祖国和宇宙。
可以肯定，在这个生灵和这座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定的、神秘的和谐。幼年时代，当他拖着双腿，一歪一斜、一蹦一颠地在教堂昏暗的拱穹下行走时，看到他那人类的面孔、野兽的四肢，会以为他是从阴暗潮湿的石板地上生出来的爬行动物。罗曼风格的柱顶盘在石板地上投下了多少奇形怪状的阴影！
有一次，他无意中抓住钟楼的绳索，吊在上面把钟敲响了，这在他的养父克洛德看来就好像是一个孩子第一次开口讲话。
就这样，他始终按照教堂的模式发育成长，在里面生活，在里面睡觉，几乎足不出户，每时每刻都受到教堂的神秘影响。渐渐地，他和教堂相像了，终于嵌入教堂，可以说，成了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身上的每个凸角——请允许我用这个比喻——正好嵌入教堂的凹角中，他似乎不仅是教堂的住客，而且是它的天然成分。甚至可以说，他是照着教堂的模式成形的，正如蜗牛按照外壳的模式成形一样。这是他的寓所，他的洞穴，他的外壳。他和这座古老的教堂天生息息相通，相互吸引，意气相投，外貌相似，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黏附在教堂上，就像乌龟黏附在甲壳上一样。凹凸不平的教堂正是他的甲壳。
读者当然不会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比喻的。使用这些比喻，无非是为了表达一个人同一个建筑物之间那种对称的、直接的、几乎是同类物质的奇特结合，也无须说明他经过了那样长久、那样亲密的同居，对整个建筑物已经了如指掌。卡西莫多在这个住处适得其所。没有一个深处他没有钻过，没有一个高处他没有爬过。他多少次仅仅利用雕刻的凸出部分，攀登有好几层高度的正面。那两座孪生钟楼又高又险，令人望而生畏，他却常常攀缘在外墙上，犹如壁虎爬行在陡峭的墙壁上，头不昏，眼不花，毫无害怕的感觉，连身子也不晃一下。看到那两座钟楼在他手下显得那样温柔，那样容易攀登，你会觉得这钟楼已被他驯服了。由于经常在这雄伟教堂的悬崖峭壁上跳跃、攀缘和嬉戏，他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了猴子或羚羊，正如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海边的孩子从小和大海嬉戏，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学会游泳。
不仅是他的躯体，就连他的心灵似乎也是按照这座教堂塑造出来的。在这畸形的躯壳下，在这孤僻的生命中，他的精神世界处于什么状态、思想染上了什么习惯、具有怎样的形态，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卡西莫多生来就是独眼、驼背、瘸子。克洛德·弗罗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极大的耐心才教会他说话。可是，这个捡来的孩子命该倒霉。十四岁那年，他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钟声把他的鼓膜震破，他便成了聋子，这样，人身上的残疾他可谓一应俱全。大自然赋予他的向外部世界打开的唯一大门，突然永久地关闭了。
这道门一关闭，也就把唯一还能渗透卡西莫多心灵的那道欢快而明亮的光线截断了。他的心灵坠入茫茫黑夜。苦命的卡西莫多变得郁郁寡欢，他的郁结心绪同他的残疾躯体一样彻头彻尾，不可治愈。此外，耳聋又以某种方式把他变成了哑巴。由于怕人讥笑，他从发现耳聋之时起，就决心不再开口说话，只有当他单独待着的时候才会打破沉默。克洛德·弗罗洛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的舌头解开，现在他又坚决地把它重新扎起来，久而久之，他的舌头就像铰链生锈的门扉，变得僵硬、笨拙，当他不得不说话时就不会说了。
现在，假如我们试着穿透这层厚厚的外壳触及卡西莫多的心灵，假如我们可能探测这个残疾躯体的深处，点燃一把火炬看一看这些不透明器官的背后，探一探这个不透明生灵的内心，观察它的每个暗角和死巷，出其不意地用强光照一照锁在这洞穴深处的心灵，我们会发现这个不幸的灵魂也是发育不全的，像得了佝偻病，如同威尼斯铅屋顶监狱里的囚犯，终日蜷伏在又矮又窄的石头房里，衰老得很快。
躯体发育不全，头脑肯定也会衰退。卡西莫多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一样残缺不全，他几乎感觉不到在他的躯体里有思想在骚动。对外界事物产生的印象还没有到达思想，就已扭曲得面目全非。他的头脑是一个特殊的介质，思想经过那里，出来时全部扭曲了。这种折射所产生的思想，当然是杂乱无章和偏离轨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