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吕刑》对典狱官吏贪赃枉法、受财卖放，亦作了“五过之疵”的规定，即“惟官、惟反、惟货、惟内、惟亲”。
其中，收受贿赂为“惟货”，接受左右亲信的委托，说情行私为“惟亲”。
凡典狱官犯“五过”，治之者与罪犯同罪。
这是我华夏民族的最早期法律，对贿赂犯罪的一种处罚规定。
因此《礼记》、《周礼》中讲，周天子定期巡视诸侯，将官吏是否廉洁作为赏、罚的标准。
这也是一种最早的属于监督制度，视察制度的体现。
除了立法，还要监督视察，去民间走访，调查官吏的官风，品行。
所以在它们考核官吏，就规定六个方面，它们都以“廉”字首。对“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的诸侯、贵族，周天子“大刑用甲兵”掏其庙堂，夺其礼器，永远开除他们的贵族身份。
由此可见，历代皇帝都是下决心，出重手，去治理下属中的贪官。
战国时代，我国由此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官僚体系随之确立。
在整个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运行当中，惩腐治贪之法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科学，而且很有针对性立法。
在我国第一部封建的成文法典《法经》中，规定“承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重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
当时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给以数量的规定，同时，对封建文官最高品秩的垂相，作了保护性规定“垂相受贿，左右辅从官吏受死”这里体现出封建法律的等级性。
它保护上层建筑，不维护下面利益。
秦朝时，对赃吏不赦不肴。
《云梦秦简》中有“私贷公钱与盗同法”，官匿民田，“按‘匿田’论罪”，“通一钱，为城旦”的记载。
汉承秦律。《汉书刑法志》“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
当时的汉文帝曾下诏，坐赃者不得为吏。安帝规定，赃吏子孙三世禁锢。
汉律对官吏恐揭受赇，即索取贿赂，事实加重刑罚。《汉书武帝纪》“嗣葛魁侯戚坐缚家吏，恐揭受赇，弃市”。
并且他们这样，将纪罪官吏的主观恶性程度，还作了区分。
事实还有处罚后的连带效果子孙三世禁锢。
可谓是警醒世人以为戒律。
魏晋南北朝，魏律单独列《请赇律》，不再置于《盗律》中，另外还有《偿赃律》、《呵人受钱》令、《使者验贿》科，这写文字依据都是标志着对贪污，贿赂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周密。
晋朝，随着律学的逐渐发达，对贪赃受贿的概念有了更明确的解释：“货财之利，谒之赃”，“以罪名呵为受殊”，“输人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子官为檀赋”，等等。
虽然这些针对官吏劣迹周密的规定，没有最终阻止当时晋朝贪腐的形态恶化，其对后世的治理亦有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法律对惩腐的刑罚力度也大大加强，“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
然后就是南北朝，“显祖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