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群体，又有了个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人的私有观念，势必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着很强大的腐蚀性。
时代进入隋、唐。也是引来世界文明的一个新。
这是我国华夏民族，古代法律建设的重要时期。
在举世闻名的，集封建立法大成的《唐律》中，惩腐之法主要规定在《职制律》里。
由此可见，隋、唐的统治者，对官吏犯赃违法，亦作了很详细的规定，注意依据不同情节定刑量罪，这显示了我国古代刑法的科学性。
如对贿赂犯罪划分为：受贿为请，受所监临财物、受旧属财物、因官狭势令索财物、坐赃致罪等等。
相关的处罚是各不相同，如“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
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各依已分法”一条，注意了枉法与否和首、从犯的区分，并给予不同的处罚。
如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不枉法者“加役流”。“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则“五十匹流三千里。……令取者，另一等；强令取者，准枉法论”。
监临官借所监临财物、衣服、器玩，经三十日至百日不还者，坐赃论，等等规定，标志着这时期，我国惩腐治贪的法律已经成熟。
此后各时期，法律制度变化不大，但在不同的社会情况下，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方式有所不同。
“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恶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
太祖还规定，禁止官吏经商。这是从根本上，让官吏我的手不接触民间财富的手段。自然后期有军阀从事地方建设，还搞民政修建、商品织造的，必然这种已经糜烂到家了。
元朝《大元通制》职制篇：“诸职官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者减一等”。
其实在封建社会晚期，统治者对问题事实都抓得最紧，惩腐最严厉的要数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法律围绕着“重典治吏”这一国策，对惩治作了全方位的规定。
明太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蠢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官吏贪腐之毒，手法之狠，民愤极大，于是他手订《大诰》，立《铁榜》，收集了许多官员犯赃案件。
在洪武四年，他下诏“凡官吏犯赃罪，一律不赦”，并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针对官吏犯赃，他制定了许多惨酷的刑罚：鞭笞、苦工、挑筋、剥皮、灭族等等。他不是心里残忍，是对贪官的切齿痛恨所致。
洪武二十五年《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泉首示众并剥皮装草，置于衙门公座旁，以警后来的官吏。
《大明律》将惩治官吏犯罪的《吏律》置首，显示了明初统治者治吏以达治国的决心。
为了详细立法，以肃清贪墨之行，其中有“禄人枉法赃者，……八十贯绞’、“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绞；不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以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其对贿赂罪有“受赃致罪”、“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事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私受公侯财物”，“官吏听许财”等法条的设立。
即使清代开国，皇帝也提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大清律例》对一般受财，“计赃科断”说事受钱，则“计赃从重论”。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
所以，从夏朝我们说到了满清此后，我就得因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