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税制改革还是租佃改革，都可以说是“逆流而动”，强行逼迫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让出一部分利益。在正常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是绝不会有这种政策出现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政策出现，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当地主阶级短视无序的剥削超过了农民能够承受的上限，就会爆发农民起义，逼得地主们采取更有秩序、程度更低的剥削方式。但暴力的效果终究是短暂的，时间一长，便故态复萌，最后再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再来一次农民起义。这才是“历史周期律”的真正内在因素，而不是用“精神懈怠”“惰性发作”这种主观的理由能解释的。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统治者，只要不是个废物，就会至少设法减缓这种周期律的到来。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视野不同，立场不同，能力不同，自然也各有各的办法。就以李自成来说，他想到的办法肯定不是“民主”。
李自成看到的情况是，每当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运动，只要农民有了组织，形成规模，哪怕是数百人，地主也会噤若寒蝉。没人敢拿乡勇去镇压本地的农民运动，因为乡勇就是本地农民组成的。
可一旦官府介入，形势就立刻变了，不管地主们之前答应了什么，肯定会全都翻脸不认账。那么官府又是出于什么动机介入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和你们村里的财主老爷在皇帝看来哪个更重要？哪个也不重要，你们对于皇帝来说都还没有御花园里的蚂蚁真实，反正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犯得上袒护谁？
地方官首先怕今年的税粮收不上来，那样的话他的考绩就泡汤了；其次就是士绅们错综复杂的关系，指不定谁就能一杆子捅到他的上级那里去；最后才是他自己个人钱财收入。
在这三点上，农民肯定都是玩不过地主的。地主在基层的势力显然是大于农民的，县官要是把县里的乡绅豪强都得罪了，税肯定收不上来。要托关系走后门或者给官府行贿，自然也是地主更厉害。所以，每当农民提出减租减息之类的要求，除了那些个别真有信仰，真的清正廉明的青天大老爷，一般的官员当然是向着地主的。
但是当组织起来的农民数量超过一定的界限，情况又不一样了。只要抗租抗粮的农民足够多，县官一样别想再混了，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试图和稀泥平息事态。当农民集结到足以攻下县城的数量，那就是当年米脂起义时的情况了，知县在农民面前望风而逃。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一旦官府认定这是刁民造反，派官兵来，那管你聚起多少农民，都是要杀个精光的。
但假如农民更多，农民里还混有李自成、王瑾、谷可成、张能这样军事能力强悍的人呢？结果很明显，先是官兵被干翻了，现在大明朝也快被干翻了。
所以，李自成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就是：靠农民的暴力反抗催生出的政策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暴力还不够。
自然不是农民的反抗精神不够，而是他们的暴力是无序的，缺少组织，缺少纲领，缺少面对更强的暴力的镇压时的抵抗手段。这种反抗做到顶尖，就像另一时空几年后闽赣边界的田兵那样，斗争纲领、基层组织都搞得很好，唯一的问题就是打不赢清军，不管前面做得多好，最后依旧是枉然无用。而且农民的反抗只有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才会被逼出来，所以也就不具备持续性，时而狂暴无比，要和地主同归于尽，时而又逆来顺受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一种有组织的，能够在利益推动下长期持续的，令人两股战战又不必你死我活的稳定暴力。用暴力作为治国方法之一不是问题，现代社会的军队、警察也是暴力，关键是暴力要有序。